容庚(1894年9月5日-1983年3月6日)，原名容肇庚，字希白，号颂斋，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人（今属广东东莞市）。出身于清末书宦世家。 [1]  因古代“容”“颂”相通而取斋名为“颂斋”。在书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，他幼年时即熟读《说文解字》和吴大澄的《说文古籀补》。1922年，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，毕业后历任燕京大学教授、《燕京学报》主编兼北平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、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、《岭南学报》主编、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等。
容庚“容”字金文写作“颂”，篆书中容、颂写法相同。颜师古注《汉书·刑法志》云：“颂读曰容。”容庚在其家族中属于“肇”字辈。容庚自称一生有两大嗜好，金石与书画。他在十五岁左右，曾随年长自己十岁的四舅、著名诗人、篆刻家和书法家邓尔雅（1883-1954）学金石、《说文》和篆刻；在少年时也曾跟从叔父容祖椿（1872-1942）学习过绘画，临摹功底颇深。这些都对容庚后来从事古文字、青铜器、法帖和书画史的学术研究和鉴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容庚曾经说过：“收藏彝器和书画，既要有‘眼力’，尤需要有‘资力’，而二者缺一不可。”否则往往是有缘鉴赏，无力收藏，就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鉴藏家。容庚由于长时间与金石图籍和青铜器拓本打交道，所以他对彝器的形制花纹与铭文书体已了然于胸。但当时他对流传于世的“熟坑”彝器研究较深，他在担任故宫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时，曾经观到过数以千计的清宫收藏的青铜器。他对新出土的“生坑”彝器的鉴别则颇感有些茫然。而容庚的收藏生涯却是从青铜器开始的。
容庚在1926年受聘于燕京大学后，月薪收入较为宽余，再加上卖文和著书所得，岁入渐丰。虽然无法与一掷千金的大收藏家相比，但也可以量力而行地在琉璃厂古董店中尝试收藏一些小件青铜器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，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，其后人拟将数百件古铜器整体出售，索价万余元（大洋），这在当时对容庚来说几乎一个“天文数字”。因此他先筹借五千元作为订金，待这批铜器运到北京后，他就召集同道前来选购，仅卖去半数就抵偿了价款。而另一半则均为自己购藏，容庚由此跻身于古铜器收藏家之列，声名鹊起。
1931年秋，容庚在琉璃厂著名古玩店式古斋中购得一柄古剑。此剑长55厘米，容庚后来描述此剑“色作水银古，上有绿锈，锋锷兼利，犹可杀人”。剑格倒凹形字，圆茎上有两篐，圆首。有鸟书错金铭文在剑格上，两面共有八字，其中左右各作“王戊”二字。虽历经二千余年仍可毫不费力地切割物品。但当时容庚对“王戊”二字并不十分理解，以为是秦始王时代之物，所以对此剑并未真正重视。一年后此剑被另一古文字学家于省吾（1896-1984）易去。
后来容庚在日本一学者所著书中，发现“戊王矛”，才明白原来古剑上“王戊”应读为“戊王”，竟然是春秋时代的“越王剑”。容庚因此后悔不已，但易去之物又岂有索回之理？只得作罢，叹息自己“无眼走宝”。而于省吾在购得“越王剑”之前，已藏有“夫差剑”，故名其书斋曰“双剑簃”，并自号“双剑簃主人”。
1937年春，容庚又购得师旂鼎，于省吾见之亦甚感兴趣，希望容庚能够割爱转让。此时，容庚想起那柄“越王剑”，就说：“必归余剑，鼎乃出。”于省吾对“越王剑”已爱不释手，并视为镇斋之物。如果归还“越王剑”，自己的“双剑簃”斋名将徒有虚名。但师旂鼎又实在太过诱人，他在再三权衡和考虑之后，毅然将“越王剑”易得师旂鼎。1956年，容庚将此剑捐赠给了广州博物馆。现为该博物馆镇馆之宝，亦是国家一级文物。容庚还收藏有许多国宝级的青铜器，其中颇多收藏故事和逸闻。容庚到1949年前共收藏有商周彝器近二百余件，曾先后编印出版了《颂斋吉金图录》、《颂斋吉金续录》等书。后来他将自己珍藏的这些青铜器均捐赠给了广州市博物馆。
容庚真正收藏古书画是从1936年春开始的。某天，他翻检自己过去收藏的十余件古书画作品时，随后又查阅古人著录书籍，颇有感触。同年七月，他已有长久研究和收藏书画的设想。但他在当时还没有想到，自己的后半生会将绝大部分的精力集中到书画研究上来，因为他仅是想“期此自遣”而已。
在当年由于珂罗版印刷技术的发达，使得书画市场上伪制也日益猖獗。容庚记得其外祖父邓蓉镜（1831-1901）曾经说过，如果要革除书画作伪的种种弊端，就应该要合著录、收藏和传记三者于一书，即编著“书画鉴”性质的著作，以此告知世人。容庚先编印了《颂斋书画录》（1936年11月），著录所藏书迹八种，画作八种。记明纸绢、尺寸，影印原迹图版，并附作者小传。还帮另一位著名收藏家陈汉第（1874-1949）编印了《伏庐书画录》。后来又陆续编印了《二王墨影》、《兰亭集刻》（十种）等书。容庚编印这些书的同时，阅读了大量的古人书画和碑帖方面的著录书籍。所以他在书画鉴定上，“考鉴”功力要胜过他的“目鉴”功力。
像容庚这样的书画鉴藏家有自知之明。因为他知道，宋元书画名迹，不在故宫，即在海外。偶尔出现在市场上的作品，不是有真伪问题，就是多为天价。另外，他也没有像张学良、张大千、张伯驹、叶恭绰、张葱玉、吴湖帆等人的经济实力。所以他只能到琉璃厂书画店中去购买明清作品，而且以小名家作品为主，也就是凭借自己的眼力去“淘宝”或“拣漏”。他的购藏策略是：“人方以大家为贵，余乃取其冷僻者；人方以名人题跋为贵，余乃取其无题跋者；人方以纸本为贵，余乃取其绫绢者；人方以立轴为贵，余乃取其卷册者。”（见《颂斋书画小记·自序》）。但还真的被他淘到一些珍品，比如董其昌和冯起震合画的《枯木竹石图卷》、董其昌的《仿李成山水图卷》、文徵明的《草书诗卷》等。
容庚在书画收藏的过程中，有意识地形成“系列”收藏。比如他收藏文徵明的《草书诗卷》后，就再收文氏的画，还渐收其子文彭、文嘉，其侄文伯仁、其弟子陈淳、钱谷等人的作品。又比如他收到章谷的《八景图册》，又继续收其子章采、章声的作品。这样的系列收藏思路，非常像张学良的收藏风格，但当时张学良身边却是有高手帮他“掌眼”和策划的。另外，容庚还重点收藏古代广东籍书画家的作品和名人信札，真可谓人弃我取，眼光独具。其实，容庚真正收藏古书画的时间并不长，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，他先后收藏约有六七百件古代书画作品。后来绝大多数均捐赠给了广州市美术馆、广州市美术学院和广州师范学院。
容庚的书画收藏以量多见长，而且其中肯定还有不少的伪作和“存疑”之作。谢稚柳曾在“文革”期间的一份“审问”笔录中说容庚的收藏：“有许多字画，明清极普通的字画，许多是假的。”但也不可否则的是，在容庚收藏的古书画中也确实有许多真精之作，比如明初戴进的二十余米长卷《山高水长图卷》、文徵明《醉翁亭图记卷》、明末广东画家张穆的《送胡大定北上》册页、明人王世贞行书《西湖近稿诗卷》、明末广东画家赵燉夫的《东莞袁崇焕督辽饯别图卷》等，有些不仅有艺术价值，且有较高的史料价值。容庚一生的书画收藏，后来大多被其著录在《颂斋书画小记》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）一书中。
容庚收藏书画、青铜器、碑帖、古籍，主要是用于研究，并以之观摩自赏，陶冶性情。有时或与同道交换藏品，或赠送藏品，或原价转让，少有时下盛行之“铜臭气”。其珍藏有王铎五十八岁力作《草书诗卷》。好友商承祚藏有王宠行书长卷。1961年7月，两人互换所藏。容庚遂在《草书诗卷》后题跋云：“此卷如名将临敌，骏马勒缰，得沈雄之气。锡永兄（即商承祚）藏雅宜山人卷，如瑶琴罢挥，寒漪细流，得淡逸之趣。吾两人志趣不同如两卷然，乃以互易，庶几高明柔克，沉潜刚克，各有会心也。”容庚先生的书画题跋文字，在当今的大学者之中堪称麟凤，可与邓以蛰先生媲美比肩。
容庚比启功（1912-2005）年长十八岁，启功曾受业于广东新会陈垣。因容庚与陈垣兼同乡师友，故当年容庚常与启功谈书论画，而启功对容庚执弟子礼，但容庚则以同道好友待之。1972年11月，容庚至京收集青铜器资料，两人再度相逢，共叙旧情。启功想借摹容庚所藏一本柏西亭摹古山水册，翌年八月，容庚将此册页寄赠给了启功。并写下题跋云：“余去年十一月至京，得见老友启元白先生，谈书甚欢。元白欲借余所藏柏西亭模古轴珍册，余年已七十八，欲尽散所藏书画，故允赠之。归来掂视仿宋元明十二家之作，尤物移人，不无眷恋。今将九阅月，不能轻诺寡信，愧对吾友，因即邮寄，书此自忏。”此事令启功一直感动不已。而容庚重承诺和守信义之德，有古人之风，可为今人楷模。容庚此类的逸事趣闻颇多，众口相传，至今不绝。
容庚与康生交往之事颇具“传奇”色彩。在1962年3月间，康生到广州参加重要会议。在一次广东省委举行的招待会上，经周扬介绍认识了康生。康氏实属共产党高层中的著名才子，擅长书画，精于鉴赏，亦收藏书画、古籍和碑帖等文物。几天之后，康生驱车到中山大学探访容庚。两人相谈甚欢，颇为投机。康生就问容庚收藏的名帖，容庚如数家珍，一一道来。但谈到容庚所藏的一本《兰亭集序》时，康生猛然打断，说此是赝品。通常之人，在此情形之下，一般都会唯唯诺诺或不置可否。但容庚却截然相反，立即予以反驳，说自己所藏不可能是赝品。激烈争辩的一幕由此发生。康生坚持说那帖是假的，因为解放后他在北京见过此帖真迹。容庚反唇相讥道：“你是解放后才看见，而我这个解放前就已经收藏了，你所见的那个才是假的！”这使得那些陪同的官员都大惊失色。
因两人争执不下，就决定到容庚家中鉴赏那件《兰亭集序》。当康生看到此帖之后，经过认真研审，态度才缓和下来，说了一句：“是值得研究研究。”康生后来就问容庚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。容庚说他要修订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，但到外地收集资料不便且经费困难。康生答应帮他解决困难，并提议将《商周彝器通考》一书修订列入文化部科研项目，赴各地作学术考察也以文化部名义。并叮嘱容庚，如遇困难时，可持他亲笔开具介绍信到当地党委宣传部门，当可解决。后来康生果然给予容庚极大的帮助和支持。
世人皆知容庚是著名的书法家，其实他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画家。容庚在少年时也曾跟从叔父容祖椿学画，容祖椿字仲生，号自庵，是岭南名画家居廉的弟子，专学花卉写生。容祖椿也因此获观并临摹同为居廉弟子伍德彝家藏的书画名迹，画艺日进。容祖椿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兼擅。但容庚后来并没有成为一名职业画家，绘画只是他研究学问之外的自娱之事，也是为了能够更好地鉴藏书画。当北平沦陷之后，容庚在无聊苦闷之际，曾大量临摹古画以消遣度日，七年之间先后临摹得画百卷轴。他自己谦虚说道：“临摹之如小儿仿本，略得形似而已。”其实容庚临摹的功力极深，从他所临柯九思、黄公望、戴进、沈周、张宏、“四王”等人作品来看，其笔墨功力绝不在当时的一些职业画家之下。
1942年11月下旬某日，琉璃厂鉴光阁书画店老板携一卷沈周的《苕溪碧浪图卷》到容庚家让其鉴赏。时已黄昏，容庚想留观研究，但画估说已有顾主明晨须送去。容庚即说：既然如此，可明晨来取。容庚一夜不寐，临摹一副本。天明就寝，尚未入梦，而画估来索，遂一笑还之。容庚后来无不自豪说道：“自谓生平作画之乐，未有过此者。”他后将此图装裱成卷，复请顾颉刚、陈寂等友人题词于后。然容庚的画名画艺，皆为其学术之名和书名所掩，故今人知者极稀，叹为可惜。古人曾云：“能者无所不能。”信也。